乾隆年间的清帝国，国库存银堆积如小山，八千万两银子放在国库，几乎快把银库压塌。这是很多人记忆里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阶段。
同样是清帝国，到了宣统初年，赋税总额直接干到了2.8亿两，是乾隆盛世的五倍多。数字一摆出来，感觉大清的“钱包”越装越满，越来越豪气。
但只看收入这条线，就像只盯着工资条，却不管每天的支出。
国家到底有没有钱，不能只看账面进账，还得看后头那张吓人的账单。
清帝国的财税故事，其实远比一串数字来得热闹。谁挣钱，谁掏钱，谁又在后头扒拉着分一杯羹，一场场翻旧账，细看全是戏。
先把账本摊开。最早撑起清朝钱包的，是田赋。康雍乾三朝，田地征税一直稳定在三千万两上下。这条账稳稳当当，明面上看差距不大。不管江山谁坐，田赋都像“老字号熟客”，按时进贡银子。
展开剩余83%可账算得再明白，账外总有人动心思。清朝地方官员，手里一准儿有两本账。对上虚报少报土地，对下巧立名目多收一笔，空出来的，全进了自己口袋。账面田赋没变，人们的负担可早都加码了。
直到宣统年，朝廷实在熬不下去了，才狠狠清查了一回。
一查土地，田赋直接翻了一倍，真金白银多出一半，这下连前朝老账都比了下去。
乾隆盛世的额数，这一回才真在纸面兑现。
再看盐课。表面上，盐业税收幽幽默默，增长缓慢。雍正朝区区四百万两，到乾隆再多些，但规模还有限。可鸦片战争后，国耻临头，赔款盘子太大。国家没钱扛，只能死扣盐课这口锅。
说好听点，是顺势抬高税率，说难听点，
每个省都在盐上加杠杆，最后盐课收入比雍正朝横着翻了十倍不止。
现在再看盐业，根本不是民生必需品，而是一条压榨奏效的“提款机”。
关税这个老项目，最初也没什么起色，乾隆三十一年才五百来万两。谁知鸦片战争一打，洋关税跟捡钱似的，数字蹭蹭往上。到了光绪年间，关税两三千万，宣统一年四千多万，已快能和田赋掰手腕。
明面上，关税和盐课两项，到清末每年增收六千万两，配合田赋突破八千万，一年入账比乾隆多出整整一个大清一年的财政。
钱是多了。可天下没白来的好事，凡收入飙高，背后必有磨难。咸丰时，太平天国打翻了老皇帝的算盘。国库本就瘪得像鼓腮的老牛，前方兵费压出了催饷奏折堆成山，这时只能放权给地方自救。
大家想法都灵光。各省为保命设关卡收厘金，临时征收填补军饷。国难安顿后，厘金本该收手，然而尝过甜头的督抚和地方官员不答应。这道临时的税门转眼就成了长期饭票，所有交通要道成了“收钱卡口”。
厘金这笔钱，绝大部分进了地方权臣腰包，中央能捞到的小头都已经很可观。到了光绪，国库能收到一千七百万两，宣统一年入库已超四千万。实际上，
全国征收的厘金真正实征超过一亿两，这就是“山高皇帝远”，地方诸侯财力滚滚。
税种越凑越多，开支也越滚越大。
跟着洋务运动，官办、民办企业遍地开花。所有企业，邮政、电报、铁路等也要按规缴税。企业纳税成了新头条，宣统年间光是这块，每年就近五千万两进账。加在一起，宣统年国家税收才冲到了2.8亿两。
再比下明朝。明万历初年全国总收入不过一千四百多万两。
清末的国家赋税，一口气比明朝翻了二十倍，这财富速度怎么看都惊人。
说到这里，这账单的门道其实还没讲完。清后期那一大波新项目，诸如洋关税、厘金、企业入库，这些可不是明朝人能想象得到的。再一点，清代把全国赋税几乎一股脑全归了中央，地方开支全靠“赏赐”批下来。明代五五开，清代最多只能三七，中央“吃独食”，地方“等施舍”。这种集权方式，账面上看国家越发富有，其实也埋下了地方和中央时刻较劲的伏笔。
但还有一条必须算进去——银子的购买力。清中期以后，白银洪水一样流进中国。
人们手里的银子多了，可这银子能买的货物、能养活的人，早已大不如明代。
一个明朝一两银子，能买下的东西，相当于清代的二两。表面银子越舍越多，实际能花的地方一天比一天紧张。这真实的“有钱”，就像捧着一堆纸币赶上了通货膨胀，说到底，底子反倒单薄了。
国家的钱是赚宽了，民间的苦却水涨船高。税种增多，官员盘剥层层加码，口袋里虽然都是银子，能买下的却越来越少。
可以这么说，不管乾隆盛世还是宣统危局，“钱”这游戏一直是账面数字与实际购买力的拉锯战。数字好看，未必日子就安稳；银子堆高，未必老百姓就轻松。
这一波大清财税膨胀史，说到底还得归咎于“危机逼出来”的变局。每次战乱、赔款，官员和制度就“顺势创新”，套用新办法搜刮税源。结果这些“临时之策”很难再收手，收上来的钱，有一大半早已在半路分光了。
账面繁荣之下，是大量民间财富流向了无底洞。中央与地方，官府与百姓，账外盘剥和通货膨胀，只有税单越来越长，“富国”的光环却难以变现成百姓的安稳。
关于大清税收的兴衰，账簿写得再好看，终究遮不住“花瓶里装满水，却漏得一地湿”的真相。
当国力靠堆数字堆出来，危机只需一根火柴，就能点燃一屋子杂草。
这个历史结，却不是增加几千万两收入能解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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